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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博万博哪个好-杜轶伦: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禹贡》研究初探

发布时间: 2020-01-09 14:40:40     人气: 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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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博万博哪个好,李希霍芬(1833~1905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质学家,著有享誉海内外的三卷本《中国》,并在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一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认为是足以与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相媲美的地理学宗师。李希霍芬主要以其在中国出色的科学考察而为人所知,但同时他的资料搜集和文献解读能力也十分出色,在华考察和后来撰《中国》期间,他搜集了很多与中国地理、中西交通相关的中外文文献和史料,并进行了研究。以现有资料来看,他是最早从地理学角度出发,以实地考察为主,文献解读为辅研究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禹贡》的西方学者。

《禹贡》是 “四书五经” 中 《尚书》的一篇,全文语言简练仅仅1194个字, 但其所涉繁多,山川、河流、区划、物产等方面的内容无所不包,是研究我国上古时期自然和人文地理的重要参考。历代学者对《禹贡》均十分重视,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作为一篇 “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世界名著”,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对《禹贡》的研究成果较少为国人所知。事实上,自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开始,大量的中国文献被译成外文,其中自然也包括《尚书》等儒家经典文献。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a)、宋君荣(antoine gaubil)、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理雅各(james legge)等传教士和汉学家在翻译《尚书》的同时都对 《禹贡》进行过一些浅尝辄止的研究。这些研究并不系统,他们将《禹贡》置于《尚书》的整体框架下,对其地理属性认识不足。但它们确实为后来西人研究 《禹贡》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国内有学者曾以很短的篇幅介绍过李希霍芬对 《禹贡》的研究②, 但过于简略,并不深入。所以本文就从19世纪中期前西方学界对《禹贡》的研究进展、李希霍芬的研究背景及缘起、研究思路、研究特点、西方学界关于李希霍芬研究成果的评述等几个角度来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探讨李希霍芬对 《禹贡》所做的研究。

一 19世纪中期前西方学界对 《禹贡》的研究进展

1.接触阶段

从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到 18 世纪中叶,西方学界开始接触到《尚书》等中国经典,并进行了 最 初 的 翻 译 工 作。耶稣会士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是最早将《尚书》译成西文的人,他所翻译的《尚书》拉丁文译本于1626年在杭州出版。到1730年,耶稣会士冯秉正将南宋朱熹所作《通鉴纲目》和明商辂所撰《续通鉴纲目》译成法文,补以明朝至清初的史料,编译出在西方汉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中国通史》一书,《尚书》也被录入其中;一些年后耶稣会士宋君荣也对《尚书》单独进行了翻译,并于1770年由德经 (joseph de guignes)修订出版。这些《尚书》译本成为西方学界初步了解中国上古时期政治历史等方面内容的基础,但是不足之处还有很多,比如宋君荣认为冯秉正的编译太过仓促;奥特拉耶认为《尚书》原文过于晦涩难懂,以致宋氏译本“有未能完善之处”等等,总体来说此时对 《尚书》的研究还在初级阶段。

2.深入阶段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学界对《禹贡》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一阶段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围绕《尚书》等中国上古时代记录真伪性问题的辨析成为传教士和汉学家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他们一方面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原文进行释读,参考对《尚书》进行注释的中国文献;另一方面从历史学角度寻找其他文献和材料与 《尚书》进行对比检验。譬如对于《禹贡》的成书时间,理雅各认为比虞夏时期晚很多,应该在商朝,法国学者毕瓯(edouard biot)判断的《禹贡》的成书时间更晚,是在孔子生活的时代。

二是出现了几部较为出色的 《尚书》译本,将 《尚书》的翻译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这其中包括英国传教士柯大卫(collie david)、麦都思、理雅各以及毕瓯等。这众多译本中理雅各的译本得到的评价最高,代表着当时《尚书》翻译的最高水准,有着“西方世界公认的标准译本” 的美誉。一些研究者认为他的翻译:“不像柯大卫那样用基督教思想来批判儒家思想,也不像麦都思那样死板僵硬,不敢过多地加入自己的解释,而是通过中国学者的解释让原文说话,把中国的知识系统和学问原封不动地介绍到英语世界。”李希霍芬也非常赞赏理雅各的译本,说它的出现让“其他之前的译本都黯然失色”。正因如此李希霍芬在对《禹贡》进行研究时,就以理雅各的《尚书》译本作为主要参考。

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对 《尚书》的翻译和研究呈现紧密结合的态势,翻译中带有研究,研究中带有翻译,语言学和历史学方法相辅相成,影响着西方学界的 《尚书》研究。

二 李希霍芬的研究背景、缘起与思路

1.背景

1868—1872年,在先后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和上海欧美商会的资助后,李希霍芬利用四年时间在中国进行了7次科学考察。北达辽宁、内蒙古,南到广东、福建,西至陕西、四川,东及沿海各省份,都有李希霍芬游历的足迹。由于陕甘回民起义和西南地区匪患猖獗,李希霍芬并没有涉足甘肃、新疆以及云南,但是他游历考察过的省份和地区数量之多,成果之丰硕,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这个时间段内几乎没有其他西方人可与之相提并论。在这样长时间、大范围、多频段的科学考察中李希霍芬搜集了大量地理、地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料,积累了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奠定了对《禹贡》这样一部我国上古时期综合性地理著作进行研究的实践基础。

2.缘起

那么李希霍芬是何时接触到《禹贡》的呢?从现有材料来看,应该至少在1869年1月前。因为他从汉口到南京沿水路进行考察时,提到了位于汉阳的汉阳山 (今龟山):“它有趣的地方在于,中国最古老的书《禹贡》就曾提及这座山。” 李希霍芬认为 “龟山” 就是 《禹贡》所记载的大别山,是位于汉水右岸的一系列山脉中的最后一座。由此看来,鉴于从抵达上海到汉阳期间连续的考察并没有太多空闲时间,李希霍芬很可能在美国筹划来华考察时就接触到理雅各的 《尚书》译本,并且有了对 《禹贡》一篇的研究打算。至于他为什么对《禹贡》感兴趣,首先是因为西方学界已经对《禹贡》有了初步的翻译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李希霍芬可以站在前辈学人的肩膀上,进一步利用自己的专业地理知识将研究深入进行下去;其次,李希霍芬对中国的地理和地质兴趣浓厚,在他了解到《禹贡》这一成书时间早,对后世颇有影响的地理著作之后,自然不会将其放在一旁,而是努力研读,力求追根溯源,理清早期中国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认识和改造这片大地的;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第一卷中看出一些端倪。第一卷是整个三卷本中的 “引论”,他在 《中国》第一卷第一章开头就写道:“中国, 他的山脉构造和河流分布一样,他的居民、活动范围和历史与他的政治构成一样,只有从他与中亚的关系中才能理解”。该卷从空间和时间序列上对中亚及中国与西方世界通过中亚进行的联系和交流进行了梳理和讨论,其中 “中亚” 的概念与今天有些不同,它的范围包括了我国新疆省大部,从阿尔泰山一直向东直达外兴安岭地区。对于李希霍芬来说,借助《禹贡》可以复原所谓中华帝国在“尧舜禹” 时代的范围,是论述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时期中国和西方国家从地理角度相互认识对方这一过程的最好切入点和基础。所以他才会在第八章中花费大量篇幅来对其进行研究。

3.思路

李希霍芬对 《禹贡》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 《禹贡》的成书时代及其可信度的探讨;第二是对“导山”、“导水” 篇的研究;第三是 “尧舜禹帝国” 范围的界定;第四是对禹治水和分九州的研究。其中前两部分着墨较多,后两部分较为简略。

对于 《禹贡》成书时间和其可信度的探讨一直是西方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李希霍芬梳理了《尚书》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和西方学者们的主要研究成果。他认为 《禹贡》中有关 “五服制” 的段落充满幻想性,应该是后世没有实地考察经验的人添加上去的。因为 “像禹这样的人,进行了长期的亲身考察,同时又对行政管理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绝不可能是如此臆测的始作俑者”。所以他将 “五服制” 一节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接下来李希霍芬探讨了西方学者对 《禹贡》的质疑。他认为西方学者的质疑更多的是针对中国古代学者注释《禹贡》时进行的过度解读,而不是针对《禹贡》的原文。这些过度解读主要是指中国部分学者将大禹治水神话成一项 “超人” 的工作一事。李希霍芬认为,“与治水相比,万里长城倒成了一个很小的成就,不使用炸药开凿的圣哥达隧道成了小孩的游戏一般”。所以刨去这所谓画蛇添足的,带有神话色彩的补充性解释,李希霍芬认为《禹贡》原文真实地反映了虞夏时期的情况。

另外李希霍芬认为《禹贡》与《尚书》其他篇章相比写作风格迥异。他形容除《禹贡》以外,《尚书》的其余部分 “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折中主义的作品。除了一些历史记录外,主要以对话的形式,按年代将众多帝王的言论和公告以及一些政治家的谏言进行了整合编排,表达出国家和社会哲学基础思想和自早期以来这些基础思想是如何起作用的。还表明了孔子巨大的道德影响力”。而对 《禹贡》 李希霍芬不吝溢美之词,他形容《禹贡》的风格是:“精炼,可能没有任何一种其他语言的文本可以有如此简洁和浓缩的风格。以令人印象深刻和写实的方式将概念符号连起来,相互之间没有多余的修饰。几乎每一个字都表达出一个事实。”李希霍芬认为,距离成书时代越远,那么想象和夸大的成分就会越多,而《禹贡》的书写风格是完全与这种观点相悖的。

最后,李希霍芬试图从 《禹贡》所描述的统治范围进行论证。他认为《禹贡》中对黑水和弱水的描述显然证明当时国家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了这里,但是从商朝到春秋战国,并没有记载中国的势力曾经远及今甘肃西部。所以他认为这可以作为《禹贡》是虞夏时期原始资料的有力证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李希霍芬在准备赴华考察时就已经接触到了《禹贡》,在华四年考察结束之后,他利用搜集的大量相关地理信息和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对《禹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对西方学界关于《尚书》和《禹贡》的主流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之后,李希霍芬认为《禹贡》成书于虞夏时代,是研究“尧舜禹帝国” 时期中国地理的原始文献。对于这个论断,奥地利汉学家纳色恩(author von rosthorn)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三 李希霍芬的研究特点

李希霍芬对《禹贡》的考察和研究中,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通过对这两个特点的介绍和分析,可以更好地认识到李希霍芬关于《禹贡》的研究所凸显的学术价值和其研究的潜在不足。

1.将《禹贡》视为一篇地理学著作, 运用地理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1) 使用地质地形图来进行研究

一直以来,对 《禹贡》 “碣石” 位置的考证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中外学者一般都以文献解读和史料对比的方法来进行推断,很少用到地理学方法。李希霍芬在考证的时候就利用了地质图来更好的确认 “碣石” 所在。他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列举出最有可能的几个位置,即 “碣石” 位于昌黎县西北或抚宁县。在观察今河北省东北部地质图后,李希霍芬认为永平府地区的很多山脉都向南凸出, 其中最靠南的一条也是如此,所以作为黄河左岸 “标志” 的 “碣石” 应该在以宁河县和乐亭县为两端的线段稍北,所以不可能位于抚宁县。随后他在绘制 《禹贡》的地图时,将 “碣石” 的位置标注在昌黎县附近。

(2) 实地考察

与之前研究 《禹贡》的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不同,李希霍芬充分利用了中国门户开放的时机,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四年的时间里,《禹贡》所提及的地区大部分都有李希霍芬游历的足迹。这样的实地考察结合文献解读毫无疑问能够更好的地 《禹贡》进行研究。

对于 《禹贡》中 “过九江,至于东陵” 一句中 “九江” 的解释就是李希霍芬实地考察的成果之一。他认同“九江” 即是洞庭湖,而西方学者对“九江”进行释读的时候“不得要领”。因为“他们(西方学者)不知道洞庭湖的自然条件。洞庭湖在低水位的时候是一片广阔的沙质平原,被无数河道切割开来,其中从南和西而来的水流速度较快。当湖的形状并不明显时,人们经过粗略的估算就会将这片平原称为九河地区。” 真正的湖出现在夏季:“当长江水位升高,河水无法外泄,就在这一地区淤积,汇合众多支流后,开始出现洪水,进而形成了一个大湖。”

李希霍芬还对 “三江” 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从芜湖沿江而下和对太湖附近地区的实地考察,他认为北江就是现在的长江河道;中江则是长江的分岔,具体来讲是从芜湖经高淳和宜兴流入太湖,然后从太湖分出三道,主流在杭州入海,另外两道分别从澉浦和吴淞入海。而这与今人徐建春所提出的 “当时有一条大河从太湖往南经湖州至杭州附近汇入钱塘江”的观点相符,算是从侧面与李希霍芬的推测相印证。另外关于南江,李希霍芬认为就是钱塘江。因为钱塘江“流域面积大,水量丰富”,对杭州湾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和上文所说的从澉浦和杭州注入杭州湾的“中江”共同塑造了杭州湾的河口三角洲,符合 《禹贡》中 “三江既入,震泽厎定” 一句形容扬州的特点。整体来看,李希霍芬认为所谓的 “南江” 并不属于长江的流域系统,之所以被人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禹贡》行文简练所致。

另外,李希霍芬利用在中国考察期间多数沿水路行进的机会,对山脉进行了科学细致的观察。他认为 “导山” 一篇中所提到的部分山名,如岍山、岐山等,并非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山,大部分用西方地理学的分类方法应该是丘陵或者地表隆起。很多海拔较高的山距 “导山” 篇所提到的山并不远, 但是在 《禹贡》中并未提及。李希霍芬认为这是因为 “导山” 篇中的山是居住于山谷或者平原地区居民直观感受到,一种起参照系作用的景观,由此出发,可以反向推断出中国早期居民的大概的活动范围。

(3) 区域对比的方法

李希霍芬还利用区域比较的方法来对 《禹贡》进行研究。比如对 “过三澨,至于大别” 一句中 “三澨” 的释读。理雅各在翻译这句时,认同胡渭的观点,也就是“三澨” 代指三座大坝,但是并未确定它们的具体位置。李希霍芬认为从普通自然地理学的角度对比来看,一般河流经过的地方会标示出作为标志物的山或者河口,所以他认同其他一些中国学者的见解,“三澨” 意指汇入汉水的三条支流。

2.深受当时西方学界 “中华文明西来说” 的影响。

“中华文明西来说” 是自明末清初中西方文明交流增加之后出现的一种假说。最早在17世纪就有西方学者在比对了中国和古埃及的文字之后,就提出中国人是古埃及人的后裔,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两个世纪之后,最著名的 “中华文明西来说” 的提出者是拉克伯里 (terrien de lacouperie),他在其著作中宣称中华文明起源于巴比伦。这本书的出版是在1894年,比起李希霍芬出版《中国》第一卷要晚近20年。但是我们注意到其实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学界重新兴起了论证 “中华文明西来” 的风潮,其中李 希霍芬可以作为一个代表。

李希霍芬在《中国》第一卷中,对上古时期世界几大文明发源地的天文学成就进行了对比。因为中国、印度和波斯都有类似的对黄道和天赤道附近的天区划分的理论,在中国称之为“二十八宿 ”, 印度称为“nakshatra”,波斯称为“manazil”。在进行探讨之后,李希霍芬认为这三种相似理论系统的出现肯定是在同一地区进行观测或者相邻地区对观测结果相互借鉴而形成的,但他无法证明这三个理论系统中的两个源于另外一个。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假说,即上古时期中亚居住的几个民族,相互之间通过帕米尔高原的自然通道有着联系和交流,他们共同拥有发达的天文学知识。后来居住于塔里木盆地西边的民族向东迁徙,剩下几个民族分别向西,向南迁徙,最后各自独立发展出了后来中国、印度和波斯近似的“二十八宿” 系统。

在《禹贡》中李希霍芬就开始用所谓的 “西来说” 进行论证。在 “导水” 一节中, 他认为“黑水”就是东迁的早期中国人在迁徙过程中经过的一条大河,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保存下来出现在《禹贡》中。为此他写道:“如果今天中国人得到一个任务,标出他的国家最重要的9条河流,他不会想到黄河以西的河流;如果标出90条的话,恐怕这条两条河(黑水和弱水)也没有一席之地。”而“秦始皇并未成功将自己的领土扩张到兰州府河谷以西……孔子时代,西部是完全封闭的。”那么出现在《禹贡》中只有一种可能,即:“这两条河(黑水和弱水)所在的区域,中国人可能在到达陕西之前一度定居在那里,被记录了下来。”李希霍芬还用“西来说”解释中国人对“黄”的特殊情结。他认为汉语中“壤”一字既有“土地”,也有“适合农耕的土”的含义,这是因为从西北而来的中国人在到达今天的陕西之后,很长时间内只能看到黄土这一种颜色的土。而如果中国人最早生活在黄河下游平原或者扬子江下游冲积平原地区, 那么 “壤” 就不会有松软、易碎的含义在内,因为这是黄土的特点。

四 西方学界有关李希霍芬 《禹贡》研究评述

1877年,李希霍芬的 《中国》第一卷出版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关于李希霍芬对《禹贡》的研究,西方学者的观点主要可归纳为两派。一派以 奥 地 利 汉 学 家 纳 色 恩

(author von rosthorn)为主,还包括德国汉学家贾柏莲 (georg von der gabelentz)和曾任李鸿章幕僚的德国语言学家、外交家穆麟德 (paul georgvon mollendorff )等。他们对李希霍芬在《中国》第一卷的关于中国历史和中西交流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表示肯定和赞扬。纳色恩称李希霍芬在里程碑式的伟大著作———《中国》中,深入讨论了《禹贡》的可信度这一问题,他还对李希霍芬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明的总结。贾柏莲在《中国与日本》一文中提到了很多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他评价李希霍芬的 《中国》:“有着跨时代的意义,不久前才出版的第一部分对于汉学家的重要性几乎不亚于对地理学家。”他还称赞李希霍芬对上古时代中华文化的分类和前进方向进行了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使读者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得以日后辉煌的土壤。穆麟德在《中国的长城》一文中称赞李希霍芬熟练的使用了《禹贡》原文,来研究当时的地理,并重建了《禹贡》的可信度。

而另外一派以荷兰汉学家施古德 (gustave schlegel)为主要代表,还包括理雅各等人。他们几乎是站在纳色恩等人的对立面来看待李希霍芬及其对《禹贡》的研究的。施古德在看到纳色恩的毕业论文中对李希霍芬和《中国》的称赞后,十分生气,随即在自己主办的杂志《通报》(T'oung Pao) 中撰文对纳色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不管李希霍芬在地质和地理学中的地位有多高,我们必须指出他对我们的学科所造成的威胁,当正在成长中的汉学家(纳色恩)开始在没有经过检验的情况下,使用在语言学上靠不住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的时候。”他对李希霍芬的批评措辞更为严厉, “这位毫无疑问有才能、高产,但是语言方面不及格的作者,冒险翻译像《禹贡》这样古老的文章,还将自己的翻译说成是逐字按照理雅各的译文进行的翻译,他站在了理雅各———这位在汉语翻译学中德高望重的前辈的对立面”。他认为李希霍芬在对汉语的理解上,只是一个勤奋、热情的 “门外汉”,而一个学者想要去研究 《禹贡》这样的文章,需要至少十几年来学习中文,就像研究罗马时期的文章必须要精通拉丁语一样。施古德随后举出了例子,理雅各在翻译“导岍及岐,至于荆山” 一句时,主语是“禹”,翻译成中文就是 “禹对山进行了测量和描述,从岍山和岐山开始,行进到荆山”;而李希霍芬所谓“逐字翻译”后,主语变成了“山”,不再是“禹”了,翻译成中文就是 “岍山延伸到岐山,到达荆山”。除此以外,施古德还认为李希霍芬按照威氏拼音方案,大量使用现代北京方言 (官话)的发音,对专有地理和历史名词进行转写,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他认为,在科学类论文中使用威氏拼音,绝非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的本意。

相比之下理雅各对李希霍芬的态度似乎稍显宽容。在施古德写信告诉理雅各他准备发表文章反击李希霍芬对《禹贡》的误译和对理雅各译本的攻击时,理雅各回信说道:“我非常高兴能看到你在中国学上对李希霍芬爵士进行猛攻,我也很惊讶他的书给他带来的荣誉……很抱歉我的学生纳色恩称李希霍芬的著作是‘里程碑式’的。”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当时欧洲汉学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施古德和理雅各对李希霍芬在研究《禹贡》中所取得的成果作了很低的评价。首先,这是由于欧洲的汉学传统和学术规范。欧洲传统汉学规范一方面要求汉学家充分利用一手文献,另一方面要求他们熟练地掌握古汉语,并以此当作汉学的立身之本。李希霍芬并未达到这两项条件的要求,所以自然会受到传统汉学家的批评。其次,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德国,《中国》的出版给李希霍芬带来的名气使他在某些汉学问题上享受着汉学家的荣誉,但施古德认为李希霍芬并不是一位真正的汉学家,他的荣誉是窃据而来的;同时李希霍芬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阻碍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 获得德国大学的教席,只因为夏德公开反对李希霍芬的 “业余汉学”。以上两方面是施古德对李希霍芬评价较低的主要原因。

我们必须承认李希霍芬的中文水平限制了他的研究成果达到更高的层次。但是我们也看到,《禹贡》不仅是汉学的研究对象,而且也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尚书》中的其他文章,实地考察对于理解和研究《禹贡》和文献解读是同等重要的,甚至还要更高一些。李希霍芬在翻译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之类的句子时,使用了地理学的思维。实际上是把《禹贡》“导山” 篇中提到的山作为参照物,它们相互之间联系到一起,就构成了沿河行进时的参照物系统。这是在实地考察中通过观察和总结而得出的。正如谭其骧先生在《碣石考》一文中最后一段所说的那样,“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像我这样主要依靠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是办不到的,重要的是应该对碣石山前的平陆和海域,作一番科学的细致的实地调查考察工作”。以小见大,对“碣石”如此,对《禹贡》中其他有争议的地理位置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不应盲目的因为李希霍芬的中文水平有限,而否定他对《禹贡》的研究成果,而是从地理学角度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一定程度的认可。

五 结语

以上我们从19世纪中期前西方学界对《禹贡》的研究进展、李希霍芬的研究背景和缘起、研究思路、研究特点、西方学界有关李希霍芬《禹贡》研究的评述等角度对李希霍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论述。从中可以看出,李希霍芬利用在中国内地游历考察的机会,以理雅各《尚书》译本为参考,加上自己的理解,从地理学角度对《禹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尽管李希霍芬的中文不如专业汉学家,但是他通过实地考察对《禹贡》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容忽视。即使从今天来看,他提出的一些观点和使用的一些研究方法还仍有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李希霍芬试图用 “中华文明西来说” 对 《禹贡》中的一些地名进行论证的尝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所造成的。19世纪中后期, “中华文明西来说” 在欧洲的影响逐渐增加,直到19世纪20年代,德国编写的历史类丛书中有关中国历史一节,仍然认为中国人是西而来的“征服者”,并非所谓的“土著”。20世纪初, 拉克伯里的 “中华文明源自巴比伦” 经日本传入中国,引起极大反响。不久之后,中国不少地方志都采用了中国人源自巴比伦的说法,袁世凯成为大总统之后颁布的国歌歌词也有“华胄来从昆仑巅”一句。20世纪中后期,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证明 “中华文明西来说” 的荒谬,这一盛极一时的说法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看,李希霍芬对 《禹贡》的研究丰富了西方地理学界对《禹贡》的研究,推动了《禹贡》研究从文本解读到实地考察,从汉学的研究对象向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的转变;从中西学术交流史的角度来看,李希霍芬的研究使西方学界加深了对《禹贡》和中国古典文献中与地理相关部分的认识,为推动中西学术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这些研究能够更好地从侧面认识李希霍芬本人和他的学术成果,其学术意义和科学价值仍旧值得深入讨论和研究。

原文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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